《球王贝利自传》没几个人能成为球王

迭戈 · 发表于 2016-10-17 15:31

贝利在前言中写道：“我希望这本讲述我人生的书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展示足球怎样塑造了我，它对我意味着什么，并且能揭示这样的事实：如果你想成功，就必须懂得如何面对挑战。体育如人生一样，有失败，也有胜利。”
这是一本讲故事的书，从童年，家庭，贫穷，初恋讲起，一直讲到世界杯，1000球，离婚，债务……内容丰富，叙事流畅，为贝利的人生勾勒出轮廓，描绘出情景。
贝利首先表达对足球的感激：“我将我所获得的一切都归功于足球。当我在桑托斯即将结束职业生涯时，鬼使神差地在签名时写道：“埃德松.阿兰特斯.多纳西门托足球”——这似乎是我对这项运动赋予我的一切表示感激的最好方式。”
有对童年难忘经历的回忆，1950年世界杯决赛那天，巴西队输球后，到处弥漫着悲伤，到处是一片寂静，他走进父亲房间，对着墙上一幅耶稣像放声大哭。
有对贫穷的感受，并且流露出亲情：在巴昆霍队时，一场决赛贝利射入致胜一球，本队球迷冲进场，“他们向我们抛掷硬币，好像有好几百枚，这可是很大一笔钱，我四处搜寻，把所有硬币都捡了起来，揣回家去给了我妈妈。”
内容大多围绕足球，偶尔展开，有一次是谈性问题和怎么教育子女，“人们总是把性问题说得神乎其神，玄而又玄，其实全都是废话。荷尔蒙是支撑生命的，是产生感情的，说明白就可以了。爱上别人根本不是罪过。”这段话像是经过了代笔者的润色。
一些内容具有史料价值，能足够强硬地澄清讹传。跟某些媒体和大众的印象不同，贝利明确表示自己从来不顶在前面，位置一直拖后，“我长大后，更喜欢踢稍后的位置，我穿的是10号球衣。甚至在小时候，我都不是一个进攻时冲在最前面的球员，我总喜欢后排插上。很多人以为我进了那么多球是因为我是一名突前前锋。实际上我从来不是。我是一名攻击型前卫，一名隐藏的中锋。”
一些内容涉及技战术，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：
“彼得罗尼略也是名优秀选手，很多人说是他发明了倒勾，而时常有人误把这一专利算在我头上。”
1958年世界杯，“英格兰队设计出严密的四后卫阵，其中有沃尔夫队的比利.赖特和西布罗姆维奇的唐.豪。他们盯死了迪迪……苏联队也是一支被普遍看好的球队。他们身上有冷战带来的恐惧感……尽管杯赛上大多数球队排的是442阵式，我们的阵型却经常更像是424，一旦我们控球转入进攻，就会有四人冲向前场，形成前后两列双驾马车。”
1962年世界杯，“墨西哥队非常勇猛，组织得也很严密，我们不得不将阵形由424改成433。但这一变阵收到了成效，下半场我们越踢越好。”
“1963年我总共为桑托斯踢了50多场国际比赛……许多教练都要求他们的选手对我们‘严防死守’，足球的艺术性自然难免受到损害。后卫接受的命令是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要盯死我——这甚至走向荒唐极端。我记得有时候当我走出场外系鞋带时，都会有一名后卫跟在我身旁，手搭在屁股上，虎视眈眈盯着我弯下腰去。”
“我很喜欢出国比赛。我们总能受到良好接待，听到成千上万观众的热烈掌声。而且这也是一个学习过程。我们从欧洲球队的打法中获益良多。英格兰队喜欢他们传统的长传打法，总是瞄着一名高大中锋起球，最后以或长或短准确有力的头球一剑封喉。东欧球队，如捷克队、波兰队和苏联队，风格与南美球队相对近似，尤其是匈牙利队，踢法非常优美。”
“1964年，桑托斯聘用了马泽伊教授担任体能指导，授权他监管球队体能准备的一切事务。他在美国留过学，是一个学识渊博、有国际眼光也极富教养的人。马泽伊的教诲使我和我的队友、以及体能教练组成员如同醍醐灌顶。马泽伊的作风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训练方式。”
我见过一些文章说贝利与独裁政权合作，嘲笑他说自己因反感独裁而拒绝重返国家队的言论。
贝利在书中没有回避军事独裁及其对巴西足球的影响，“从1964年起，巴西就实行独裁统治，而从1969年执掌大权的梅迪奇是一位公认的球迷……他当然看到了潜藏在巴西足球杰出表现之中的某种政治资本——这对这个国家来说是好的公关宣传，对他的政府来说同样如此，但显然他也是一位热爱足球的人，是一位爱国者，而且从一个基本层面考虑，他对我们获胜就是感到高兴……作为球员，我并没有感到有来自政府的任何政治压力，备战世界杯期间，他就曾告诉我们说，打赢比赛是重要的，因为可以让这个民族平静下来。”
1971年，贝利宣布退出国家队，举行告别赛。他在书中提到，1974年自己受到多方面压力，很多人希望他重返国家队，参加世界杯，包括盖泽尔总统、总统夫人、一些上校、巴西体育联合会领导人阿维兰热、国家队主教练扎加洛，他仍然拒绝了，“我已听说军人政权正在对一些学生采取行动，一些著名歌星已流亡海外，人们也在谈论使用酷刑的事。盖泽尔的女儿来看我，要我重新考虑。但我不打算回去。”
贝利的这些回忆如果是真实的，那嘲笑他的人多少有些牵强。
书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加林查，两人交往不算密切，贝利毫不掩饰对加林查的欣赏，后者遭遇不幸时他没有袖手旁观。“他(加林查)也遇到个人问题，尤其是酗酒，失去生活方向。我曾试图帮他摆脱这一切，向巴西咖啡研究所建议给他安排一些工作，侨居意大利时他确实为他们做了些推广工作。我们都想让他摆脱困境，他是一个偶像。”
加林查参与里约狂欢节游行那一幕让贝利心碎，“当时我正在看电视，见到他时我直想哭。他坐在一辆彩车上，显然不知道周围是怎么回事。他面部消瘦，好像毫无活力。这是我见过的最为悲惨的一幕。”BBC拍摄的纪录片《Gods Of Brazil Pele And Garrincha》中有这段影像，加林查目光呆滞，反应迟钝，看上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糟。
也许两人的最大区别在于性格，尤其是自制力。贝利的足球才华离不开有意识的苦练，“我训练非常刻苦。我始终是个完美主义者……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练习左脚，因为它不像右脚那样有劲。我也练习头球，桑托斯也有一个体操馆，我在那里练了一年空手道，那之后我还练过柔道……我很喜欢客串守门员，多年来一直是桑托斯的后备门将。”
而加林查如贝洛斯所说，看上去“走直线都难”。才华横溢常常伴随着放浪形骸，一些人在某些方面，如足球、音乐、绘画，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天赋，但在人情世事方面分数很低，他们给人类留下艺术财富，但不如普通人幸福，乃至结局悲惨。
贝利兼有理智和天赋，没有像过去的加林查，现在的加斯科因一样迷失方向。他提到自己的本性和家庭教育：“我在21岁时便成了全球知名的人物，但我从未忘本，没有忘记从家里学到的一切，那些规矩仍然对我大有裨益。我应当与人为善，待所有人彬彬有礼。我应当诚实和忠于职守。我应当永远谦恭，应当辛勤劳作，全力以赴做该做的事情。我非常感激我的家庭对我的这些教育……我认为我的本性没有什么改变，这正是帮助我渡过1962年世界杯期间面临的难关的关键。”
但同样是在这本书中，贝利抱怨过自己的家庭教育：“我也许应当停顿一下，向你说说我小时候人们的行为方式……我说我的第一次性体验带来的更多是担心而不是快乐，是因为那时候几乎什么事情都被认为是罪孽。我们不准在家里骂人，我们要将自己的父母称为先生太太，我们有许多问题不许问——无论父母说什么，我们都必须照办。我们不能与父母讨论问题，我们只能照他们所说的去做，而且行动还得快！”看起来，这还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：既培养出孩子的健全人格，又让他们有快乐童年。
这是一本让人向往伟大，同时审视性格的书。没几个人能成为球王，但可以像他一样，学会面对挑战，经历人生的高峰和低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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